许华的博客

举步维艰的洋务运动·筹办近代海军

xuhua2 — Tue, 26 June 2007 10:03:11 +0800

1862年春，太平军在江浙一带与清军激战正酣。39岁的道员李鸿章带着刚从合肥老家募来的7000名淮勇，分乘8艘英国轮船由安徽安庆顺江驶抵上海。此次长江航行，使李鸿章眼界大开，他在应邀参观了英法的军舰之后，深感外国军舰之坚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开始下决心要虚心忍辱学习西洋的长处。随后，他采购西式枪炮装备给自己的淮军部队，果然作战能力大增。次年，李鸿章立即安排专人在上海筹办洋炮局。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在天京（今南京）病逝，清军剿灭太平军之大局已指日可待。第二天，由恭亲王奕訢领衔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奏折，强烈要求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图自强。这份奏折犹如一份宣言，暮气沉重的北京城激起冲天反响。这份奏折郑重提出：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购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矣。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固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促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这份奏折等于是向皇帝大声疾呼，切莫错过可贵的机遇而失去自强的前途。不但如此，总理衙门的这份奏折之后，还附呈有李鸿章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其中数语，为当时高级官员们不敢想更不敢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而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无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姓名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共鸣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然可集”。

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萌发的这一场颇具声势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在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伺之下，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大幕。

1862年，曾国藩主持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仿造的“黄鹄”号轮船下水。这艘轮船性能并不十分先进，但其从设计到建造，“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诚为可贵。同一年到达上海的李鸿章在参观了英、法军舰之后说，“若驻上海而不能资取洋人之长技，咎悔多矣”。1865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江海关道丁日昌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商开办的一家旗记铁厂；转而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家后来非常著名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不久，它便建造出可以航行于外海的轮船；此后，江南制造局的名字同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紧密地联在一起。

在发展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中功绩卓著的当数福州船政局。1866年，细悉心于经世致用和研究外洋事务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向朝廷提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国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与无格，势与无禁，将若之何？！”针对严峻的海上外患，左宗棠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他特别留心注意到，不仅西洋各国的舰船越造越精，而且东邻日本也开始仿造西式轮船，并派人去英国学习造船技术。他断言，数年之后日本亦必有大成。他就此诘问道：“彼此同一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誓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誓犹使马，跨骏马而我骑驴，可乎？！”

在左宗棠的多次恳切请求下，清朝政府终于在这一年批准他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第一个造舰育才的大基地。

创设于福州闽江口内马尾的福州船政局，由造船厂和船政学堂两大部分组成。1869年夏，刚刚开工仅一年的马尾造船厂就将其建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推下了船台。及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福州船政局共建造出34艘舰船。

福州船政局对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大业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其开创了近代中国的造船事业；而且更在于它为近代中国海军培养造就出第一批优秀的人才。福州船政学堂由培养造舰军官的前学堂和培养海军指挥官的后学堂组成，聘请西方海军教官分别与法语和英语授课，学制为4年。这所学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与方式训练海军军官的海军学校，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输送了第一批极为宝贵的人才，其中不少毕业学员还被选送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海军院校留学深造；他们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杰出将领和专业栋梁，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后来北洋海军的总兵（相当于舰队副司令）刘布蟾和林泰曾，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官、教育家兼社会启蒙思想家严复。福州船政局和船政学堂，堪称为中国近代海军的著名摇篮。

然而，中国自造军舰发展海军的道路并不平坦。1872年，内阁大学士宋晋奏请朝廷停止自造军舰，理由主要是“糜费太重”，于是引起一番争论。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的力争之下，清朝政府否决了宋晋的意见；但“糜费太重”却依然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福州船政局初创时，左宗棠计划在五年之中，用300万两白银建造16艘舰船。但五年之后仅造出6船，耗银已高达340万两。为解决经费之难和财源之缺，李鸿章于1872年倡办轮船招商局，他说：“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为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 ，因而“今倡办华轮，实为国体、商情、财政、兵力展拓之基局”。按今天的话来讲，李鸿章是在努力探索一条军用与民用相结合的海军发展道路；但仍是举步维艰。

　　由于生产力的地下和生产的落后，使“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加之“拘于成法，牵于众议”，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思想并不统一，因此在这一期间海军海防发展是在泥泞不堪的泽地里艰难前行。

······

买来的舰队挂洋旗

xuhua2 — Tue, 19 June 2007 15:35:53 +0800

有的时候，历史会发生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惨痛结局，虽然激起近代中国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奋起探索海军海防问题，但并没有立即促成清朝政府立即着手兴办海军海防事业。

　　1851年，中国大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太平军组建了水军部队，并在长江中下游屡建战功。湘军统帅曾国藩组建成一支5000人的湘军水师，而作战时却不甚得力，迫使清政府自1856年起，多次出钱雇佣外国轮船协助对太平军进行水面作战。但受雇的外国轮船有时拒绝服从清军将领的调遣。这一情况使清朝统治者想起在鸦片战争中见到的西式坚船利跑的优长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又刺激了清政府组建一支精干水师的决心。统治集团中出现了这样的呼声：“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可得力，实于大局有益”；“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英法联军的胜利，再次显示出海军舰队实施海上机动作战的巨大优势，清朝统治阶级中有更多的成员看到了这一点。“庚申之变，创巨痛深”，面对列强又一次自海上入侵的成功，创建强大海军以御外侮，被列入清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但是，“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恩格斯语）。封建专制之下的中国没有大机器的工业，没有造舰船跑的技术和人才；要想获得急功近利的成果，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外国买舰。1861年，咸丰皇帝大板一拍，决定向西方购买一支现代化的舰队。

　　掌管中国海关大权的副总税务司赫德首先获得了这一重要信息。这一居心叵测的英国人竭力向清朝官员介绍英国各类军舰的性能，怂恿中国政府从英国购买军舰。他建议说，“大船在内地不利行驶，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益以精利枪炮，其费用不过数十万两”，若中国自己一时不能熟练掌握驾驶技术，“可雇佣外国人两三名，令其司舵、司炮”。他甚至连筹款问题都为中国政府想到了，提出可以采用洋药印票税的办法来解决。清政府没有识破狼给羊拜年的“善心”，将购买军舰的重任交付给赫德。赫德南赴广州与两广总督崇厚商定，委托正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一手经办此事。

　　赫德在临去广州之前，留下一份采购枪炮船舰的清单，其中包括购买鸟枪1万支，车炮30尊，火箭炮10尊，手提枪1千支，洋刀1千把，火轮船7艘等，需银81.5万两；另雇募外国武官1名，士兵100名，船主10名，副船主20名，管轮30名，水手200名，需银48万两。两项合计需银共129万两。这个全然不是什么只需“数十万两”银子和只需“雇佣外国人两三名”的购舰计划使清朝文武官员们惊愕不已；如此舰队，主权谁属？清朝政府不同意这项计划。赫德只好作出让步，将雇员减少一半，提出另选湖南、山东和八旗三部分人组成炮手、水手和水师兵以达到相互制约；而每艘军舰的管带（舰长）仍由英国人担任。清政府将赫德的这一方案交给湘军统帅曾国藩办理。曾国藩立即选派部将蔡国祥充任七船总统领，选派盛永清等7人“各领一船”并申明待购入之轮船驶至安庆、汉口时，每船酌情留用洋人一四名，用以司舵司火；其余岗位全部起用湘勇。作为湘军和湘军水师的创始人，曾国藩此举居然有其扩充湘系实力的考虑，但其基本的着眼点还在于使“兵权仍操自中国，不致授人以柄”。

　　但是，大胆妄为的李泰国根本无视中国的主权。1861年6月16日，李泰国向英国外交大臣罗素递交呈文，请求批准他为清政府在英国购买舰船和够用官兵，“成立一支欧洲海军部队”，即“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他特别申明说：“这支舰队不会在任何地方妨碍女王陛下政府，反而会使它在没有进行直接援助时，享有一切好处。”李泰国的呈文获得批准；英国海军部通知曾参加浪次压便战争的阿思本海军上校来指挥这支舰队。

　　李泰国不仅为在英国购买的7艘军舰和1艘运输船雇定了舰队司令官阿思本和全部水手，而且擅自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签定合同13条，轮船水师章程27总目，以及雇佣官兵水手合同8条。按照这些合同，中国政府必须人命阿思本上校统领这支舰队；由阿思本掌握这支舰队的指挥主权，他只需遵行由李泰国本人亲自传达的中国皇帝的旨意，并有权拒绝服从命令；这支舰队悬挂外国旗号，有关雇佣外国水手之事，追究官员一律不得过问。

　　清朝政府创办近代海军之初始，就品尝到了艰涩的滋味：中国人花钱购买一支悬挂外国旗且中国人不能管辖的舰队，真是岂有此理。此时的清政府方才感到上了狡黠险恶的洋人的一个大当，朝野舆论哗然一片。曾国藩指出：中国人购买的舰队必须完全归中国人指挥；反则就应不惜代价坚决遣散这支舰队。

　　不久，这支原驶来华的特殊舰队终于落得遣散的结局，这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政府第一次采用强硬的对外立场；同时也为此付出了67万两白银的代价。中国人打算买回这一支近代化舰队的初次尝试，就这样失败了。但巨额的学费并没有白白耗费，中国人由此充分领略了海权在握的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并使他们企图控制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的野心没能得逞；更为重要的是，此一时间也迫使中国人更加积极地去探求另一条兴办海军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的“睁开双眼看世界”

xuhua2 — Tue, 22 May 2007 14:55:05 +0800

以30余艘舰船和不足万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远涉重洋侵犯中国，使拥有近百万常备军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清政府从全国调兵遣将，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武装装备，但在历时两年的战争和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竟然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能守住一处重要阵地，最后落得一个割地赔款的战败结局。这一严酷的现实，使朝野上下，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震动；并迫使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睁开双眼，用客观冷静的目光，仔细审视周围早已变得陌生的外部世界，进而去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西方列强的远征大军侵入中国之前，有一种特殊的物品早已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尖兵，这就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毒品鸦片。　　

自19世纪初，西方列强就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此获取暴利，攫取中国的巨额财富。到19世纪3年代，严重的鸦片烟毒已大肆猖行于中国大地；据不完全统计，1835年全中国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人以上。鸦片的泛滥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带来无尽的灾难，也给清王朝造成严重的统治危机。1838年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高级官员力主禁绝鸦片，他大声疾呼：“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不久，林则徐被灯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南赴广东全权禁烟。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在广州正式发布禁烟谕帖；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将收缴到的237万多斤鸦片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中国方面的禁烟行动，惹怒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他们决心诉诸武力。　　

其实，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武装侵华野心由来已久。1835年7月，奉命在中国沿海作了实地侦察航行的英国大鸦片贩子向英国政府提交报告，指出只需要出动一支小规模的海军舰队，就足以制服中国的满清政府；他甚至还对这支舰队的具体组成、兵力规模、集结地域和行动季节等细节内容都作了周密的筹谋。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一支舰队前往中国海域，发动侵华战争。次年4月，英国国会下议院通过发动侵华战争的议案。6月下旬，英国侵华远征舰队驶抵中国广东海域，随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英军的舰队从广东北犯至天津，最后又攻打到长江下游的南京城下，于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谈判代表在炮口下接受了众人皆知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在这一批“睁开双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中，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不同渠道，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出于抗击侵略的需要，特特别重视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及装备，大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　　

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100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该书具有明确的进步思想倾向，介绍了西洋各国的诸多情况，分析了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提出了富国强兵以御外侮的一系列主张和措施，成为当时中国非常难得的一部思想启蒙著作，对近代中国社会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和久远的积极影响。　　

面对强敌自海上入侵的严酷现实，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魏源大胆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海防启蒙思想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他从直观的认识出发，指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必须老老实实向拥有“坚船利炮”先进武器装备的西方各国学习。针对当时视西方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的强大的封建顽固保守势力，魏源冒着大逆不道的骂名，巧妙引证古代历史予以驳斥，并再三强调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鉴于“海战全争上风，无战舰则有上风而不能乘”，魏源建议在广东虎门设办造船厂和火器局，专门建造军舰及武器装备。他还规划出创立中国近代海军的初步方案，用250万两白银国防经费来建成一支拥有110艘西式军舰和3万名官兵的海军力量，并聘请外国人来华传授西方先进的海军军事技术和训练方法，精习驾驶、攻击之术，努力达成“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有利海防态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愧为一代宗师的魏源还将目光投向了国家的经济与财政等领域，大胆倡议开发工商业以富国力，并主张集中财力训练精兵。更强调尊重人才：“国家之有人才，犹山川之有草木”，竭力倡设培养海军人才的考试制度，以培养大批人才作为建设强大海军力量的基础。魏源这些积极的思想主张，出现于当时闭关锁国的铁桶天下，实属难能可贵；这些思想对其身后出现的大办海军海防的热潮，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建设和近代军事工业建设做好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在魏源《海国图志》问世的时代，还出现了林福祥的《平海心筹》、严如煜的《洋防辑要》、李光建的《海防新编》、桂文灿的《海防要览》和徐金镜的《海防事宜》等一批研究探讨海防问题的专门著作，给当时气息窒人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一度形成一个睁眼向洋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探索热潮。在此后数十年清王朝苦心营办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曲折历程中，时时处处都显现着魏源等伟大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踪影。

甲午海战的历史地位与军事意义(下)

xuhua2 — Sat, 05 May 2007 08:19:54 +0800

甲午海战的战场实践，为世界海军及其装备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经验教训，进一步促成19世纪末各国海军作战舰艇的等级划分规范化。

(三)甲午海战的战场实践对世界海军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百年前的甲午海战，不仅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巨大影响，而且为世界近代海军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战经验。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伴随着浩大的海外殖民浪潮，海权对于国家民族兴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海军成为实现并维持国家海权及国际地位所必不可缺的首要力量。海军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这种无以替代的重要地位，直接促成了海军装备的急速发展和不断革命。在海上争胜的历史年代里，一次又一次的海上实战成为海军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台阶。

就在满清统治者对鸦片战争中英国远征军风帆战舰大为惊叹的时候，西方海军列强已在军舰动力蒸汽化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并在舰炮的改进方面有所成就。1853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作为风帆舰队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宣告了风帆战舰时代的终结，从而成为近代海军装备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这次战争，首次将蒸汽战舰和装甲浮动炮台投入了实战，正式确立了蒸汽动力舰在海军中的统治地位；由于爆破弹对木质战舰的毁灭性攻击，导致了军舰朝着装甲化方向发展。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切萨皮克湾海战，则首次将装甲舰投入海战，甚至出现了双方对舰攻击的炮弹都不能击穿对方军舰装甲的情况，从而推动了炮弹与装甲之间的“竞赛”。英国海军于1860年造出第一艘装甲舰，并迅速加以推广。1864年6月25日的英国《陆海军报》披露，当时英国海军编入现役作战序列的军舰中，有半数军舰已经实现了装甲化。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海军强国争相完成了帆力舰队向蒸汽动力舰队的发展过渡，并积极致力于舰炮攻击力和装甲防护力这对矛与盾的探索，使近代海军装备步入长足发展的新阶段。

到19世纪70年代，各海军强国的新式军舰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蒸汽不仅被用作舰艇的驱动力，还被用来操纵舵系统、锚泊系统、装填弹药、抽水及升降舰载小艇等。大型铁甲舰的排水量已达到8000至9000吨，其推进功率也达到了6000至8000匹马力。舰炮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后装线膛炮取代了滑膛炮，射程远且命中精度高；装甲防护的旋转炮塔取代了舷装炮传统单一的统治地位，不仅使炮位得到良好的防护，而且用增大口径来加强火炮的威力，并使火炮形成了一定的设计扇面，使舰炮的攻击力得到成倍的提升。

随着蒸汽动力舰队的不断改进和日趋成熟，海军作战的战术思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帆舰时代，舰载火炮全部都配置在两舷的若干层甲板上，在海战中，交战双方的舰队分别排列成单纵队，双方平行行驶，用两舷的舷炮对射来决定胜负，从而形成了稳定的战列线战术，并由此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舰种——战列舰。这种战术，被英国皇家海军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海战中凡有违背此项战术而擅自行动者，将被送交军事法庭惩治。

19世纪初，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海军上将开始探索新的海战战术，他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用两个纵队横向拦截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以机动分割行动，打破了单纵队战列线战术的教条，创造了著名的海战战例。1886年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利萨海战，奥军再次打破战列线战术的常规，以三列楔形队迎战意军的单纵队，以灵活多变的机动战术大获全胜，这是铁甲舰队间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由于新式舰队不仅在排水量、防护能力、航速和操纵性能等方面，都比风帆舰队有了质的提高，而且旋转炮塔为舰队提供了灵活的火炮攻击力，使其在实施对舰攻击时，不比像帆舰舷炮战那样，受制于舰位及其在海战机动中造成的舰位变化，单舰的攻击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使作战舰艇编队完全整齐化一的行动变得不再重要。不过，战列线战术所采用的单纵队队形，却依然是机动战术所采用的最常见和最为简便实用、有效的作战队形。

1894年9月17日的中日甲午战争的黄海大海战，则为各国海军提供了蒸汽舰队采用机动战术达到成功战例。此次参战的中日两支海军舰队，实力相差不大，中方在舰艇吨位、装甲防护力、舰炮口径上略占优势；日方则在舰炮射速和军舰航速上占了上风。北洋舰队在此战中，想打破一般的单纵队侧舷交战的常例，但在行进中变阵失败，走出了一个散漫的单横队，中间突出，两翼后掠，阵线涣散，弱舰缺乏保护，且又规定各舰始终要以舰艏对敌，随旗舰运动，战场机动的原则被限制得十分死板。而日本舰队则根据其编队内舰只航速差异很大的特点，按航速分编出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支战术分队，对北洋舰队实施简捷有效灵活的穿插和分割包抄，显示了活用单纵队机动战术的效果，从而形成了蒸汽舰队机动战术的基本要领：全舰队的舰只酌情分编为若干支各由一定数量舰艇组成达到战术编队即战术群，对敌方舰队实施穿插分割，分而围歼之。

甲午黄海海战后，“通过划分兵力把战术上的机动性和获得胜利的可能性结合起来的战术得到各国海军军官热心的研究”。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进一步申扬这种战术，再次成功运用两个战术群，对俄国舰队实施穿插和分割包抄，获得歼灭俄舰20万吨的总战果。实践证明，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有效战术，对于获取海战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在论述黄海海战对后来海军发展的影响时，一些学者注意了速射炮的作用。其实，这场海战同时也显示了大口径主炮的重要性。日本为对付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二舰，特地在“松岛”、“岩岛”、“桥立”三舰上配备了320毫米口径的主炮，但由于设计不成熟，每发射一发炮弹需要5分钟，在实战中的效果不佳。反之，“定远”和“镇远”二舰的12英寸（305毫米）口径主炮，却显示了很强的杀伤力，只是因为配备的炮弹太少，只能发射练习用的实心弹，才没有获得应有的战绩。在此之后，直到1910年前，各国海军，还是在军舰上更多地选装12英寸主炮。黄海海战还表明了装甲的重要作用。在海战中，日舰的密集炮火击沉了北洋舰队的4艘巡洋舰，“定远”和“镇远”舰的水线装甲及炮塔护甲上，也被击出蜂窝般的弹痕，但深度却没有超过4英寸以上者。铁甲舰的这种生存能力，刺激了一场大舰与巨炮的竞赛，从而形成了“大舰巨炮主义”主宰辽阔海洋世界的新时代。由于“定远”和“镇远”二舰装甲较厚，舰龄较老，航速较慢，而以日本“吉野”号快速巡洋舰为代表的高速军舰就显示出在海战中优越的机动性能。战后，各海军强国一方面努力提高铁甲舰的航速，另一方面也在军舰建造中划分出战列舰、快速装甲巡洋舰和小型巡洋舰三个类别，以协调和充实舰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由此可见，甲午海战的战场实践，为世界海军及其装备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经验教训，进一步促成19世纪末各国海军作战舰艇的等级划分规范化。

甲午海战的历史地位与军事意义(中)

xuhua2 — Mon, 30 April 2007 09:30:24 +0800

要充分评估甲午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必须考察甲午战争中的海军战略问题，分析并把握海军及其海上作战在这场战争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意义。

（二）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海军战略问题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

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组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6月1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并确定了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今河北）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迅速迫成城下之盟。日本大本营认为，“中国有优势的海军”，因此，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决战的结局首先要取决于海战的胜败”，即取决于日本海军能否首先在海上战场歼灭中国海军主力，掌握渤海与黄海的制海权，从而保证安全输送其陆军主力在渤海湾内登陆。鉴于上述考虑，日本大本营在作战计划中设置出作战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出动陆军入侵朝鲜，牵制中国军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出海，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则根据海上战场的作战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结局，分别编设出三种具体作战方案：

（一）如果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了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其陆军主力兵团进入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实施决战；

（二）如果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兵团达成对朝鲜的占领；

（三）如果日本海军在海上战场失败，制海权落入中国海军之手，日军则全部撤回本土设防，准备全力抵御中国军队对日本的进攻行动。

日军大本营关于作战的上述考虑与方案，是十分周密、明确而坚决的。它对中国海军没有作出任何轻视的判断和决策，这完全符合兵家制胜之道。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军大本营为这场战争制定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海军制胜的战略，因为整个战争的发展过程及其可能导致的最终胜负结局，无不依赖于中日两国海军兵力在海上战场的决战即制海权的得失。完全可以说，在这场战争的海上战场角逐中，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具有关系战争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战火尚未点燃，日本方面已居于一种有利而主动的战略态势之中了。

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战争另一方的中国，尽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军政重臣对于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洞察，并做过一定的应对努力，但从1888年北洋海军组建成军后，海军发展就一直处在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的状态之中，直到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爆发时，清政府也没有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清廷在1894年8月1日发布的对日本宣战的诏书中说：“（日本）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正好道出其仓促应战的窘态。

在战略上，清廷最高当局缺乏对战争的全盘策划和部署，对于战争的可能情况未做分析和判断，更没有制订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方案。战争初起，主战者认为日本不过是海中小国，不难一战平之；主和者强调中国海军装备不如日本，若不依赖国际调停，难以取胜。双方所做的都是政治判断，考虑的是天朝大国的虚荣和派系集团的私利，对于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的战略方向、战略战役的协同配合等，则是心中无数。没有将海上战场的制海权的争夺得失，置于高度重视之中。甚至对于使用其它地区的海军兵力与北洋海军联合作战这样一个十分重要而举措应属自如的问题，也根本未做过认真的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陷入被动的战局，无疑是必然的。

海上战场的作战行动，与甲午战争的过程及结局之间的直接而重大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7月25日中日两国海军初次交锋的丰岛海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大幕。此战为日本蓄意挑起，然就中方而言，即属于遭遇战。但战端既起，中国方面仍未从海军战略上考虑应对，则为大谬。7月27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出海寻找日本舰队，李鸿章给丁的训令是“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以后，在朝廷的压力下，北洋海军有多次出海，都是为了敷衍了事。表面上奔波于威海卫、旅顺口、大同江一线，实际上不敢越出北纬37度线以南，更不敢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义上是搜索日本舰队，实际上却是回避主力决战。到了中日海军主力间具有战役规模的黄海大海战后，北洋海军更是放弃争夺制海权，坐视日军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登陆，完成对旅顺口、威海卫两大海军基地的合围，在客观上使局势完全倒向了日本一方，最后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和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甲午战争充分表明了一个结论：海军战略及其海上作战是决定这场战争结局的主导与核心因素。

中日两国在战争战略上的明显差异，是同两国军事和国防战略直接相关联的。不可否认，在不断遭受海上外敌入侵的近代中国，海军海防是政府着力经营的重要事业。作为中国海军集大成者北洋海军的缔造者，李鸿章力主创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事业，源于他对时局的基本评估。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虽然明确地道出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但他对于国防战略的基本主张却是陆主海从。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1897年，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说：“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李鸿章是清廷中实际主掌海军海防建设大权的重臣，纵观他二十年的海军海防思想及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的国防战略指导原则下，他的海军海防思想基本点是：

（一）陆主海从的海口防御和近海防御；

（二）不穷兵海外的“建威销萌”；

（三）强调海口要塞的岸台陆防御敌。

显然，中国海军战略思想中所亟缺的，正是以舰队决战的方式争夺制海权的理论指导。这种消极防御的海军战略，曾经导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所属军舰坐困于马江，结果却是被法国舰队全歼的惨痛悲剧，也决定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必然失败的结局。

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显然带有闭关自守年代以中央帝国自居、满足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生存空间、不愿积极向外拓殖发展的大陆民族温顺平和的心态，也反映出在重大的时代变化面前，中国政治家的落伍与无可奈何。殊不知，19世纪已经是海洋的时代，海军战略也已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就在甲午战争前几年，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连续发表了《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两部著作，以理性思维总结了海权理论，从而震动了整个世界。马汉的海权理论，是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高度。后来他进一步在《海军战略》一书中发挥说：“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对海权的运用便是海军战略”；“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马汉的海权理论告诉我们，海权是一个战略范畴，是国家海洋战略与海军战略的核心与基础。海权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

1890年，小罗斯福读了马汉最早的海权著作之后，立即激动地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901年，小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于是，马汉的海权理论被带进了白宫。原本长期奉行大陆战略的美国人，就此开始建立一支在马汉海权理论指导下的强大海军，从而也就开始了美国人称雄世界的新纪元。美国全美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教授在其所著的《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六本著作》一书中，将马汉的《海军战略》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一同并列，认为它对人类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海军战略上的实践，最终已经充分证实和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海权这把无情的时代利剑，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而依凭海军制胜的甲午战争，也正是历史对中日两国的评判。甲午海战的重要历史意义，正在于此。历史的教训，实在是发人深省！（未完待续）

甲午海战的历史地位与军事意义(上)

xuhua2 — Tue, 24 April 2007 18:42:44 +0800

甲午战争是一场陆海战场交替进行的近代化战争，尤其是以拥有独立的海上战场而为其显著特征。回顾这场战争，特别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海上作战行动，我们不难发现甲午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这场战争，也为世界近代海军及其装备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战经验。

近代中日两国都是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攻击或威胁下，被迫对外开放门户的。两国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近代海军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从19世纪60年代起，两国相继开始组建新式海军，并且互一对方为假想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高潮，却以中国失败、日本取胜而终结。中日甲午战争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深刻反思检讨甲午海战在历史与军事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更是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海军竞赛及其影响

1840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此开始，两国都面临被西方列强吞并的民族危机。以30余艘舰船和不足一万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远涉重洋，闯入中国的宁静海湾，使拥有近百万常备军的满清军队一触即溃。清廷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武器装备，但在历时两年的战争和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能守住一处重要阵地，最后只能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同样，胚里海军准将率领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浦贺港时，不过是4艘军舰，却使德川幕府政权十分惊恐，被迫同意对外开放。

鸦片战争使清廷受到强烈的震撼，并促成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争开双眼去观察世界，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认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们建议并规划出创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初步方案，以期形成“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有利战略格局。他们还大胆倡议开发工商业以富国力，强调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为中国近代海军海防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揭开了序幕。

1862至1863年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迫使中国人积极探索自主兴办海军海防的道路。1864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指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同时，李鸿章也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一家著名的兵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建造了中国的第一艘轮船。1866年，清廷批准设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的创办人是左宗棠。从1869年初夏到甲午战争前，福州船政局共建造舰船34艘；福州船政学堂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采用西法培养海军军官的学校，为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专业干部，奠定了人才基础。

日本明治政府从建立之初，也对海军建设给予极大的关注。1868年10月，登基之初的明治天皇就看出了发展海军的重要战略意义，他发布谕令称：“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1870年，日本兵部省在向太政官呈交的《创建海军建议书》中提出：“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当今各国竟相发展海军，我国则十分落后。因此，他国对我国殊为轻视，出言不逊，甚至干出不法之事。若我国拥有数百艘军舰，常备精兵数万，那么他国便会对我国敬畏起来，哪里还敢有今日之所为？”这份建议书认为，在今后七年里，日本应将岁入的五分之一用作军备。日本明治政府奉对外侵略扩张为最高国策，制订了以武力政府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将朝鲜和中国列为其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为此，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大举扩充以海军为核心的综合军备，接收幕府军舰，引进西方造船技术并改造原属幕府的横须贺造船厂，派遣海军造船留学生，聘用外国海军教官，兴办海军院校，组建新式舰队。明治天皇甚至还亲自发起从每月的薪俸里捐款建造军舰的运动。

1874年，日本舰队以琉球船民事件为由，入侵台湾；沈葆桢带舰入台交涉退兵，形成中日双方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日军侵台，使清政府朝野震动不已。大学士文祥说：“夫日本乃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是此次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踏，而不亟求整顿，一旦事变，更形棘手”。严酷的海防形势，使清廷感觉出潜在的危险和威胁，正所谓“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

同年11月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强调了海防问题之必要性和急迫性，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措施，并要求清廷饬令有关部门加以讨论。清廷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在当天就发布上谕，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们在一个月内将各自的讨论意见上奏朝廷。以后，又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亲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海防问题俨然登堂入殿，被清廷列入其头等议事日程。在这场著名的“海防大讨论”中，各地督抚及京官，由于思想认识及派别利益上的差异而观点不尽相同，但毕竟通过了“先就北洋创设一支海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的海军海防发展战略思路，并派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从而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步伐。

同样，日本因侵台未能得手，痛感海军软弱，遂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军舰。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日本因海军实力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军舰，故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锋。但日本正式将头号假想敌由俄国改为中国。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认为“东洋形势已非昔比”，经向天皇奏报，日本政府决定从1883年起，将酿造业、烟酒业的税收2400万日元作为海陆军经费，连续八年建造军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北洋海军再次赴朝进行干预，更加深了日本的反华情绪，许多朝鲜人物主张对华宣战，只是因为军方认为对华作战的准备尚未完成，宣战计划未被采纳。

1884年中法战争，福州船政局所属全部军舰惨遭全歼，南洋海军也损失了二舰。战后，清政府再次研究海军建设问题，发起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认定：“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决定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领全国的海军建设事务，使得海军成为正式的军种。随着向德、英等国订购的“定远”、“镇远”、“致远”等先进军舰陆续到华并被编入现役，海军衙门于1888年秋上奏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北洋海军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4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中国一度跃具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

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海军在装备实力上较日本海军略占优势，这对遏止日本的扩张野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直接刺激了日本发展海军的狂热情绪，清廷虽以日本为假想敌，用李鸿章的话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但目的在于防御。清政府从未制订过征服日本的战略方案。日本则不同，从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制定的《征讨清国策》，到1893年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提出的《军备意见书》，完全是将清廷作为日本的侵略目标来做考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竞赛，到90年代发生了转折。由于北洋海军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加之为慈禧太后归政而兴修颐和园和三海园囿，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变得极为拮据。1891年户部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所省银两解部充饷。这一决策，使得中国海军的发展停顿下来。

也正是在此期间，日本海军完成了海军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二铁甲舰而购造的“岩岛”、“松岛”、“桥立”三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中日海军的差距日渐缩小，中国在前些年争取到的海军发展优势被扯平了。这是日本在1894年借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并直接向中国军队挑起冲突的最重要原因。可以说，日本为实施其“大陆政策”而进兵朝鲜、中国（包括后来发动日俄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但选择东学党事件为导火线，则带有偶然性。关键在于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双方海军力量的消长。

1894年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后，忧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撮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指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清廷刚刚接到李鸿章的奏报，甲午战争的烽火就已经燃烧起来。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和由此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地赔款，领土主权遭到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它还引发了若干年后的八国联军的接踵而至，以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使已经元气大伤的中华民族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未完待续）

蔚蓝色的历史遗憾——漫谈中国古代海洋文明

xuhua2 — Mon, 16 April 2007 09:20:13 +0800

以炎黄为始祖的华夏民族，自久远的上古年代起，就世代繁衍生息在欧亚大陆板块的东端。渊源流长的黄河，温和湿润的气候，肥美的土壤和丰饶的物产所构成的优越自然条件，使华夏民族创造出享誉世界的灿烂文明。

　　世人往往瞩目于中国古老的黄河文明，但事实上从上古时代起，中华民族就向海洋迈出了勇敢探索的脚步，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长河里谱写下不朽的篇章。

辽阔无际的神州大地，濒临太平洋西海岸，拥有18000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和6000多座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使我们的祖先在久远的年轮里，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记载中国上古时代典章文献的《尚书》中“四海会同”、“环九州为四海”、“江汉朝宗于海”等记述文字，明确反映出华夏先民们对大海最初始的朴素认识；而《尔雅》中“物产富饶为陆海”的论断，则表明我们的祖先早在上古时代就非常客观而敏锐地认识到，海洋与大陆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早在久远的上古时代，华夏民族就生活在涛声不绝于耳的大海之滨。我们民族的始祖轩辕皇帝曾“东至于海”（见《史记·皇帝本纪》）。《周易》中所述“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辑，舟辑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于天下”，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对利用海洋的理性认识。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木桨和舟山群岛出土的大量陶器，不仅证实了六七千年前就已出现了舟辑，而且表明古人在五千年前就往返于大陆和舟山群岛的波涛之中。同样能够证明海上交通情形的大量实物，也发现于辽东半岛和黄河沿岸的文化遗存之中。上述典籍所载的文字材料和南北海滨出土的丰富实物，无不向世人表明，华夏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经略海洋的民族之一。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对蓝色海洋文明的不懈探求，成为我们民族延续不断的一大文化传统，它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发展，15世纪上半叶达到最为辉煌的顶点。

　　公元1368年，元王朝的残暴统治被元末农民起义军彻底推翻。以朱元璋为首的大明王朝封建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繁荣。15世纪初即位登基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继续大力推行开放国策，“锐意通四夷”，一心要在其有生之年建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天下太平、万国咸宾的隆盛之世。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作为永乐皇帝的特别使臣，率领庞大的船队，以“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的精神，先后七次扬帆远涉重洋，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洋、红海及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等37个国家和地区，在人类迈向海洋的庄严史诗谱写下空前辉煌的篇章。

　　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汪洋大海上，由数万人和百余艘组成的郑和船队向世人展示了一幅“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波狂澜，若履通衢”的壮丽画卷。这幅摄人心魄的壮丽画卷，不仅充溢着中华民族勇于探索海洋征服海洋的顽强不息精神，而且包含着闪耀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堪称世界之最的高超航海技术和杰出航海能力。最大的宝船排水量达14800吨，可载重7000吨，有九桅十二帆，行驶在万顷碧波中蔚为壮观。1414年郑和船队第4次出航横跨印度洋，是世界上有史籍记载的首次跨洋航行，比西方航海探险家哥伦布的大西洋之行早78年。当时绘制使用的《郑和航海图》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不依赖航路说明而能独立指导航海的地图，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船队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天开文导航之先河，居世界领先地位。

　　郑和七下西洋之壮举，是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先导，具有远远超出航海范畴的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一位曾在英国牛津大学长期致力于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外国朋友威廉姆斯，用身兼政治家（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和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博士）的独特眼光，对中国历史作过这样一段评论：要是郑和的远洋事业能够继续下去，进而到达美洲大陆，其影响所及，会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方向。

　　这毕竟只是一种推理和假设。不幸的事实是：中国的郑和没有成为哥伦布，甚至“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这是为什么呢？郑和并非没有哥伦布的素质和机遇，也并非没有成就哥伦布的时势，而是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没有创造一个新时代所必备的海权意识。

　　更为不幸者在于，中国从明朝开始，出现了一个与世界性的走向海洋的时代大潮完全相反的逆向运动——禁海。

　　明代初年，中国沿海地区受到倭寇严重袭扰，由山东逐次向南蔓延，至苏、浙、闽、粤等广大地区，其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为此，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屡屡发布禁海令。其初衷是禁止内地商贾出海勾结倭寇从事海盗贸易，以免危及沿海地区的社会安定，保证国家财富不致外流。此举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向海洋发展的活力和进取精神，无异于因噎废食，它必然导致国家僵化、停滞、远离世事而痛失文明交流的恶果，完全与其良好初衷相背离。

　　特别要指出的是，朱元璋开了一个锁国禁海的先河，他所建成的海防体系不能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海防具有保卫国家安全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捍卫国家禁海令并阻止民间海上贸易的功能，其核心是“守”与“防”。这说明，中国的海防从一开始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而是没有积极开拓精神的闭关自守国策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它是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是重农轻商和重陆轻海传统思想的产物。

明中期以后，中国的海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片板不许入海”。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世宗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明朝的水师舰队，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禁海政策，这不啻是将发展海权的支柱变成了遏制海权意识和束缚海权发展的桎梏。在此期间，虽有少数文臣武将提出一些重视海洋和海权的积极建议，但此时的整个中央王朝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已开始处于昏昧麻木的状态，对此不予理解和重视。而就在中国致力于紧门闭户的禁海之际，西方殖民主义者则开始掀起了浩大的海外拓殖浪潮，并开始叩击中国的国门。1514年，葡萄牙舰队首先闯入广州湾东莞县附近的屯门岛，后获准租用澳门居住。随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船队络绎东来。

　　清王朝立国以后，颁布了与明王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海令，继之又颁布迁海令，强令闽、粤、苏、浙沿海居民内迁50里，越界者立斩不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再次严厉禁海，停止与南洋原本规模甚微的贸易。次年，英国政府派遣特使马戛尔尼到天津，且求在舟山和广州等地开港，并通市天津，结果被康熙皇帝“逐条指驳”而断然拒绝。

　　自19世纪开始，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实力差距已逐步拉得很大。但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却对此毫无感觉，他们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满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真地认为中国是整个世界的核心。在1793年，乾隆皇帝致信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时竟说：“天朝物产丰盈，无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816年，嘉庆皇帝与大臣顺玉廷有过这样一段天真得可笑的对话：

　　嘉庆皇帝问：“英国是否富强？”

　　孙玉庭回答：“彼国大于西洋诸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嘛，是由于中国富彼才富，富不如中国。”

　　嘉庆皇帝问：“何以见得？”

　　孙玉庭回答：“英国从中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其他小国，这不说明彼富是由于中国富吗？如果我禁止茶叶出洋，那儿英国就会穷得没法活命。”

　　甚至连后来因禁烟而出名的林则徐这样一位很有见识的高级官员，在与洋人直接打交道之前也曾幼稚地认为：“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如果中国封关闭市，则“各国生计，从此休矣”。

　　悲哉！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四百余年的闭关禁海，竟蒙昧至于如此。对西方世界在此四百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巨变，竟是这样的一概不知，全然不晓。进入19世纪的中国，就是这样处于昏庸腐朽、愚昧无知而由妄自尊大的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这个硕大无朋的东方巨人，还沉醉在昔日辉煌文明的眩目光环之下，在封建专制统治的病榻上酣然安眠，长睡不醒，纵任时光从身边悄然流逝，而对于已默然降临身旁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竟然毫无察觉。

它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的殊缘

xuhua2 — Wed, 11 April 2007 09:32:27 +0800

略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李鸿章是晚清时期显赫一时的一位军政重臣。李鸿章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军国大事结有不解之缘；那么，李鸿章与曾经威震东亚的北洋海军及一个世纪前的甲午海战，又有一番怎样的联系呢？！

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的积极倡导者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在英国侵略军的舰炮威逼下，接受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清朝军队在鸦片战争中的屡次残败和《南京条约》的严酷现实，促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睁开双眼，观察迅猛发展的外部世界。抗英名臣林则徐和思想家魏源大胆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要学习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并初次提出了创建近代海军的草案。但昏庸的清朝政府并没有立即着手兴办近代海军海防大业。

1856至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海军舰队在中国万里海疆如入无人之境，又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清政府在又一次的“创巨痛深”的情形下，开始着手兴办近代海军海防，但很快就因受到挫折而止步不前。

1874年，日本寻找借口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议告终而未开启更大战端，却在中国朝野上下引起更强烈的震动：“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由此，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防大讨论”。

此时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呈交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急切陈述了海军海防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要求大举兴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

李鸿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酷对外形势：“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还痛切指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是在于国家之实力：“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弟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他又亟切诚恳地指出历史时机的紧迫性——“正值海防吃紧之际，不特为外人所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日！”

李鸿章在“海防大讨论”及其后来的多次场合竭力倡言海军海防，无疑顺应了当时历史的时代潮流，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建设大业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倡办海军海防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北洋海军的缔造者和直接统帅

在以李鸿章为杰出代表的务实派高级官员们的努力倡导下，清朝政府开始较为认真地筹划并采取了兴办海军海防的一些实际步骤。但就在清政府对刚刚建成的福建、北洋、南洋和广东四支小规模的海军舰队感到欣慰之际，法国侵华远征舰队于1884年8月中法战争的马尾海战中，竟然全歼了最早组建的整个福建海军。鲜血染红的闽江水使清朝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即使拥有了近代化的海军舰队，但若力量不强，则依然不足以胜任海上战争和海疆防务。

中法战争刚一结束，光绪皇帝就郑重发布了大力扩充海军的上谕：“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迭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随即，血气方刚的光绪皇帝下谕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海军由此成为国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正式经制军种；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事业开始步入最佳的发展时期。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奕譞亲自出任总理海军大臣；而一直力主大举兴办海军的李鸿章出任会办海军大臣，具体掌管全国海军海防建设大业之权柄。

于是，年富力强且比较了解西方情况的李鸿章如鱼得水，立即埋头致力于海军海防建设的庞大系统工程，使中国的海军海防事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有了飞速的发展。由于身兼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得以近水楼台，向朝廷讨得了优先创办北洋海军海防的权利。1888年10月，在李鸿章的苦心营办下，海军衙门上奏慈禧太后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辉煌顶点。由于北洋海军的庞大阵容，中国海军作战舰艇的总吨位达到4万多吨，一度跃居海军世界大国的行列，在亚洲地区则是首屈一指。

可以说，为创建北洋海军而呕心沥血费尽心机的李鸿章不失为北洋海军的缔造者；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本职要任，更是使李鸿章理所当然地成为北洋海军的直接统帅，享有全权节制北洋海军的大权。

李鸿章和北洋舰队的覆灭

然而，十分不幸的是，在一个世纪前即1894年拉开战幕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初受挫于丰岛，继则受创于黄海，最终竟落得一个全军覆灭的悲惨下场。在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历史著作中，李鸿章都被写成是由于他严令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威海卫军港而直接造成了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结局。

但是，历史事实并不象历史读物所描述的那样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北洋海军覆灭的问题上，李鸿章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和严重失实的指责。

在过去，相当多的史书指责李鸿章严令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军港，其依据主要源于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一书。姚氏早年曾是李鸿章门下的僚客文人，后因不得李鸿章的赏识而转投至山东巡抚李秉衡帐下；而李秉衡恰恰是李鸿章对立派系之成员。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姚锡光在山东巡抚衙门内做文案工作。当时李鸿章在天津使用有线电报直接指挥驻泊威海卫或旅顺口军港的北洋海军，其指挥之内容详情，连山东巡抚李秉衡也不可能知道，姚锡光就更不可能知道了。甲午战争刚一结束，并不了解战争指挥机密情况的姚锡光，就迫不及待地编写出记述这场战争的《东方兵事纪略》一书，在民间刊行。由于李鸿章因政治原因在甲午战争后期受到清朝政府的处分，所以这部记述甲午战争的民间私人著作中对李鸿章的诸多失实之笔墨，并没能受到知情者们的指正，反而是不断流传开来。

其实，在研究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作战指导问题上，仅仅依据《东方兵事纪略》这类非官方的民间著述，是大欠稳妥的。我们更应该依据官方档案，特别是当时作战指挥系统的往来电报稿；因为这些电报稿是当时各级指挥机关对战局和作战进行指挥处置的第一手材料，或正确，或错误，或介乎二者之间，都是真实可信的原始记录，其史料价值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一旦仔细查考李鸿章与北洋海军之间的往来电报稿，我们从没有发现任何一封电报是他严令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军港。北洋海军是李鸿章一手操办起来的一支舰队，他是深知这支舰队是中国与日本作战中的重要战略力量，所以他在甲午战争初期曾电令北洋海军提督（司令官）丁汝昌，要他注意保存战舰以牵制日军。这是一种“保船制敌”的方略，与“避战保船”株守军港，是完全不同、也决不能混为一谈的两个概念。

在甲午战争的过程中，李鸿章尤其坚决反对北洋海军株守军港。例如，1894年11月上旬，旅顺口军港告急，而北洋海军龟缩于威海卫军港；李鸿章发电报斥责丁汝昌：“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再如，在1894年12月下旬，李鸿章致电丁汝昌：“日兵轮一在龙须岛，有小火轮欲渡兵上岸。······应速带现有师船赴龙须岛、成山一带巡探，如日船少，即设法驱逐，否则，听其由后路包抄，则威危，而兵船无驻足之地，弟获罪更重矣”。又比如，在1895年1月下旬，李鸿章连续多次电令无所作为的丁汝昌：“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其归路”；“此时救急利胜，舍断其接济、助台（指海岸炮台）夹击，更无别法，决无株守待攻之理！”此外，作为国家最高当局的朝廷也多次下达了同样意图的作战命令。

但十分遗憾的是，李鸿章和朝廷的意图明确的作战命令，并没有被丁汝昌坚决执行；而最终北洋海军还是落得一个株守军港以致全军覆灭的悲惨下场。当然，从客观上讲，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简单化地认定李鸿章对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结局就没有任何责任要承担。

北洋海军的覆灭和由此而导致的甲午战争的全面失败，从军事上讲，首先应归结于清朝政府和李鸿章等决策者们缺乏明确的近代“海权”的观念，在战争中缺乏对海军作战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表现在不具备以舰队决战的方式，与敌方争夺作战海区的制海权，而是仅仅希望北洋海军作有限的非积极的防御行动。这就使得作为“海洋上的野战军”的北洋舰队，在战争过程中始终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之中，其应有的海上机动攻击力被大打折扣，最终步入了全军覆灭的失败结局。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与当时清朝封建专制统治集团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程度这一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很好地使用海军以保海权，才使北洋海军最终走向覆灭。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北洋海军的缔造者和直接统帅，李鸿章在无意识之中，就将这支他所钟爱的舰队送上了穷途末路。这不能不说是那个封建时代的历史悲剧，当然也是李鸿章个人的一个悲剧。

近代中国海权问题的历史反思

xuhua2 — Fri, 06 April 2007 15:14:10 +0800

回顾不幸的近代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外敌的不断入侵、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灾难的直接根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　

海上军事斗争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　　

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敲开了中国国门，由此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20年后，英法联军再次用坚船利炮突破中国的海上藩篱，然后驱兵北京城。1884年，法国舰队肆行于东南沿海，福建水师惨遭败绩。10年后的甲午战争，更是上演了一幕历史大悲剧，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几年后，八国联军的炮舰又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此后的中国，更是国门洞开，有海无防；外国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

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达47万人。中国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逐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回顾不幸的近代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外敌的不断入侵、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灾难的直接根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　

中国近代在海洋方向的奋力抗争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特别重视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及装备，大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巨著《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他指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必须老老实实向西方国家学习；并再三强调：“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再次落败。清朝有更多的高层人士看到了英法联军海军舰队的巨大优势，于是创建强大海军以御外侮被列入清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由于中国缺乏工业及其造舰制炮的技术和人才，咸丰皇帝决定向西方购买一支舰队。于是便有了一支挂洋旗的“阿思本舰队”，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不得不遣散了这支不伦不类的舰队。在此次付出昂贵的“学费”之后，中国人充分领略了海权在握的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

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洋务运动”在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视下，紧锣密鼓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一大批军工企业应运而生。1866年，在左宗棠再三请求下，清政府终于在这一年批准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第一个也是极其宝贵的造舰育才基地。但清朝高层内部的思想并未能真正统一，因此海军海防事业不得不在泥泞路上艰难跋涉。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谈告终而未开启中日战端，却在中国朝野引起强烈震动并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海防大讨论”。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最令人瞩目，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后，李鸿章又急切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腐败的清政府却不以为然，没有办海军。1884年8月，中法马江一役，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战端甫定，光绪皇帝就颁布了“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随即海军衙门宣告成立，海军成为国家经制军种之一，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1888年秋，阵容庞大的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顶点。　

中国近代海军发展迟滞的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典型的“海军制胜”战争。隔海相望的地理态势，加之启战的日方围绕制海权所制定的作战计划，都决定了海军舰队在这场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战争结果是中国又一次惨遭彻底的败局。

在战争中，北洋舰队可谓是“兵强马壮”，官兵作战英勇。但不幸的是，它却初受挫于丰岛、再遭创于黄海、最终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从而彻底铸成中国的败局。中国建立了一支在亚洲乃至世界都令人刮目相看的海军舰队，为什么还是逃脱不了失败的悲惨命运呢？一言以蔽之，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从来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从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相联系。

孙中山先生曾对此问题作了精辟的总结。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有感于当时仍然严峻的海防形势，孙中山先生在其亲笔题写的挽联中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代浩叹。的确，孙中山先生精准地看到中国屡遭外敌欺凌的症结所在——海权。中国无海权则国家无兴盛，甲午战争为之提供了最令人信服也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沿海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无可选择地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兴衰荣辱也无可选择地与海军联系在一起。为贸易而向海外拓殖，为拓殖而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和海军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战略问题。而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发展近代海军并未真正看清楚这一不可抗拒的时代大潮，始终局限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应，仅仅是一种企图重新关上国门的较低层面的军事防御对策。因此，中国发展海军的整个过程始终呈现一种“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弛”的被动、消极和短视的状态。因此在1888年北洋舰队组建成军之后，清政府认为海军已经发展到“用之自守尚有余”，便停止了海军发展步伐，甚至将有限的经费挪用于修缮皇家园林。低层面的思维，使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陷入三个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

矛盾之一：中国发展近代海军缺乏经济之“源”。从18世纪到鸦片战争的百年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大致徘徊在不足四千万两白银的水平上，其中田赋一项就占到75—80％之高。百年经济发展的停滞实际上已等于负增长，加之鸦片贸易造成了巨额逆差，使清政府长期处于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窘境。因此在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人所进行的海防振兴事业，极少得到清政府在经费上的支持，全靠自行筹集款项。其来源一是历年洋商捐资的留成；二是动员商人临时捐资；三是向广东省大小官员和民间摊派。林则徐当时深感“筹措经费，实为首务”，其实，他当时的举措仅是很小规模的，但已感到经费上的头痛了。

及至李鸿章具体主持海军发展的年代，矛盾就更尖锐了。此时，西方列强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蒸汽机被普遍采用，海军装备朝着大型铁甲舰方向发展，其经费也与日俱增。1861年，中国购买“阿思本舰队”只需花费白银150万两；而20年后仅购买一艘7300吨级的铁甲舰，其费用就高达182．4万两。清政府向德国订造“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共需银400万两。这笔经费就是临时多方筹措的。由于经费有限，清政府不得不集中力量先行发展北洋海军。由此可见，一个封建落后国家，在当时是很难搞好海军建设和发展的。

矛盾之二：中国发展近代海军没有政治之“本”。实际上，在大力发展近代海军的强烈军事需求刺激下，“洋务运动”已逐渐引进了大机器工业，采用了新的科学技术，培养了近代海军所必备的专门人才，使工业、科技、教育都加快了近代化的前进步伐。但封建王朝并没能抓住时机，进而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王朝在政治上的腐朽和落伍。当不改变生产关系已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之需要时，清王朝宁愿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许其越出封建生产关系雷池之一步。它千方百计地“禁海”，限制对外贸易，重农抑商，顽固抑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虽一度“强兵”在先，但听任“富国”滞后，终不能达到真正的“强兵”。于是，中国海军衰败，海上藩篱尽失，国家日益沉沦，其“自强”、“求富”的整个近代化事业亦终成泡影。

矛盾之三：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仅仅用之于“防”。清政府在发展海军时全然没有高瞻远瞩的国家发展战略，从来就未从国家需要控制和利用海洋的高度，去作发展海军的通盘筹划。这必然制约海军的军事战略，因为服务于闭关自守的国家政治目标时，海军只被用于守卫海防，保住疆土，而不需要争夺海权，不需要具备远洋进攻的能力和信心，也不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

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迟于日本，当时完全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没有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近代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企图用坚船利炮去维护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海军战略方面的实践，已最终充分证实和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海权这一把无情的时代利剑，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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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hua2 — Fri, 06 April 2007 10:30:20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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